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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美日贸易冲突,能给今日的中美贸易战带来什幺启示?

归属:I荟生活 日期: 2020-08-10 作者: 热度: 203℃ 454喜欢

最近全球经贸的焦点便是美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冲突。许多论者都留意到30年前美日贸易冲突与今日的异同。毫无疑问的,今日的中国与1980年代的日本有相当明显的差异;美日具有军事与政治同盟关係,当时WTO的规範也尚未成形。日本当时在关键技术如半导体上的能力与美国的落差比今日中国小,以及日本的经济体制更接近市场经济等。

儘管如此,当时美日贸易摩擦所牵涉的争点,以及日本所面临的议题,对于今日的中美冲突乃至于全球经济的走向,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进一步回顾并与今日的情境做对照。

管制 vs. 发展,美日经济体制的差异

日美的贸易冲突必须放在进出口于两国间不同的角色开始讨论。查尔默斯・强森(Chalmers Johnson)在他研究通产省的经典之作中,指出了美日间体制的根本差异:强森将英美的体制称之为管制型国家(regulative state),国家在市场中主要角色是类似裁判维持市场秩序。日本则是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国家积极介入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以追赶先进国家。然而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差异在于,这个过程仍然是在市场的架构下进行,计画的特徵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plan rational)。对于发展型国家的讨论汗牛充栋,在此不再赘述。

不过一旦进入国际贸易的领域,发展型国家将出口贸易做为扶植策略性工业手段的作法,很容易造成贸易的失衡,就进口国而言,一旦就业与商业利益受到损害,很容易以不公平贸易为由产生争端。日本在经历长期的高速成长后,在1970年代开始与美国的贸易逆差逐渐浮出檯面,而成为美日间不断争议与协商的课题。

降关税、升汇率,美对日贸易逆差却还居高不下

首先登场的是1972年的纺织品协商,美方一度要胁採用对敌通商法,取得日本的让步。接下来则是1977年的钢铁与彩色电视的协商。进入1980年代贸易争端的标的进一步扩大到汽车、半导体、超级电脑、工具机等其他日本优势产业。除了针对日本的出口产业外,扩大日本对美进口也成为重要目标。

一开始美方认定贸易的不均衡来自包括贸易障碍、汇率扭曲以及关税等政府措施,因此交涉重点放在撤除贸易障碍,包括遏止压低汇率以及降低关税,要求日本厂商设定自愿出口限制、要求日本政府扩大内需以及扩大对美採购,以及最重要的透过《广场协议》、《罗浮宫协议》,要求日本大幅提升汇率以改变贸易条件。在这些要求下,在1981年日本汽车厂商同意施行自愿出口管制,同时也开始在美国设厂。而协议更一举让日币升值一倍以上。

然而这些手段都无法逆转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在1981年美对日贸易逆差仅158亿美元,到了《广场协议》成形的1985年,贸易逆差扩大到462亿美元,即使在日币巨幅升值下,1987年逆差仍然上升到563亿美元。在美国对日出口显着增加的情况下,1989年逆差略为下降到496亿美元,仍然高于1985年的水準。在传统手段无法显着缩减贸易逆差的情况下,在政治经济学者的主导下,美国对日本的协商转而朝向直接针对日本政经体制。

贸易失衡来自日本国内的产业潜规则

以柯林顿(Bill Clinton)政府的经济顾问劳拉・泰森(Laura Tyson)为首的学者,强力主张美日贸易失衡并非来自传统上所认知的汇率关税等贸易障碍,而是来自于日本企业集团、政商联盟以及上下游系列等产业结构与潜规则。因此无论日本政府怎幺在正式政策上做出让步与协议,美国企业都无法进入日本市场。因此,要解决美日的贸易逆差,必须正视日本长期公私部门协力的策略性行动以及企业集团内部贸易的惯例,直接改变日本国内的流通体系、管制架构、产业结构与价格体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93年宫泽喜一与柯林顿的会谈开始,开启了长达三年美日结构协定磋商(Framework for a New Economic Partner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内容除了包括保险、金融服务、汽车与汽车零件以及政府採购等传统贸易谈判议题外,也包括了日本的整体管制架构以及企业关係。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屡屡祭出301条款来逼迫日本政府就範。在这段期间日本政府除了贸易相关的议题外,也在解除管制、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改革上做出重大政策的改变。

30年前的美日贸易冲突,能给今日的中美贸易战带来什幺启示?

美日贸易冲突方向的改变,除了从总体的角度来看,个别产业也可以看出发展的轨迹。以半导体和超级电脑而言,美方认为自己有优势但遭到日本国内政经结构不公平的阻碍。1980年代日本的超级电脑以及半导体快速成长,严重打击了美国相关产业。

1987年美国计画对日本半导体课徵惩罚性关税,日本政府同意政府相关採购计画知会美国厂商。然而到了1989年美方认为协议毫无实质效果,原因在于日本厂商偏好从集团或系列内採购半导体与超级电脑设备,而日本半导体与电脑厂商又会提供集团内企业提供巨额折扣,形成不公平竞争,而宣布执行超级301条款,在1990年第二次协议成立,直接针对日本厂商集团内交易的折扣进行限制。

然而这些限制仍然无法扩大美国产品在日本的市占,最后是以直接要求外国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市佔目标作为手段,在1994年达到23.7%目标。

另一个在结构协议所牵涉的核心产业是汽车。从1980年代开始自愿出口限制成为美日汽车贸易的主要措施。1994年美方同意日方废除自愿出口限制,但要求日本车厂扩大对美国汽车零件的採购。1995年美日汽车协商划下句点,双方都宣称胜利。日本政府没有做出官方承诺,美国则取得日本车厂的採购目标。

贸易逆差难扭转,但已不再是两国争论点

弔诡的是,儘管美方在谈判方针上产生重大转向,美日贸易逆差从未缩减,甚至持续扩大。相较于1980年代五百多亿美元的逆差水準,在网路泡沫破裂前夕的2000年,美日贸易逆差不减反增达到810亿美元,2004年甚至扩大到897亿美元。即使在金融海啸后一度快速缩减,也很快回到700亿美元的水準。然而到了2000年之后,美日贸易的失衡已经不再成为双方关係的争点。

对美方而言,一方面美中贸易在这个时期带来更巨幅的失衡,大幅降低了对日逆差的重要性。在1994年美国对日逆差佔了美国总贸易逆差约45%,但到了2004年美日逆差的高峰,这个比例反而降到了12%左右。同时随着经济重心更进一步走向软体金融等产业,传统製造业的重要性快速降低,贸易逆差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

在日本方面,在一连串财政金融政策的失策下,历经了泡沫经济起落的长期后果,以及战后高速成长体系的僵化与调适问题,持续扩大的顺差也无法解决国内经济体系的结构性问题。1980年代响彻云霄的美日贸易冲突,随着双方一消一长而缓缓退出全球经济注目的焦点。美日贸易关係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今日美中贸易冲突的有趣和线索。